肇始：叶向高捐宅，内城初立的乡谊地标
北京福清会馆的源头，深植于明代士大夫的地缘情怀。
《北京市地名典》记载，福州会馆原为叶向高的故宅。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叶氏遭沈一贯排挤离京，赴留都南京任职礼部右侍郎，将其在翰林院庶吉士时购置的位于北京内城的私宅一分为二，将其捐作“福州会馆”与“福清会馆”，二者相邻。这一举措，被《闽中会馆志》称为“首开京官舍宅为家乡会馆之先河”。此后，明清时期福建籍高官李光地、蔡新等也以叶氏为范，先后“舍宅为馆”。
会馆是中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始创于明朝，鼎盛于清代中晚期，衰微于民国，主要作为同乡之间会面交流、商榷事务之所，也是联络乡谊、接济有难乡亲的平台。彼时，科举制度下的福清举子赴京应试，常因盘缠匮乏困顿于杂院、破庙，叶向高此举，既解同乡旅居之困，更以建筑为载体，凝聚起闽中士子的精神联结。
初创的福清会馆为三进院落，占地约1200平方米：前院设厅堂以迎同乡，中院厢房供举子栖身，后院辟伙房与义园。义园碑刻“闽籍客死京城者，暂厝待归”，道尽漂泊者的终极牵挂。义园前有一小亭，名曰“麦饭亭”，相传小亭有叶向高所撰对联，联曰“满目蓬蒿孤客泪，一麦饭故乡情”，可知“麦饭亭”之名由此而来。
福清会馆老馆兼具南北建筑风格：青砖墙基上，福清工匠镂刻的“梅兰竹菊”砖雕独显乡韵；而整体的四合院格局，又融入北方民居的规整，成为内城少见的“南方印记”。但其在内城的具体原址，目前未见记载。
鼎革：迁址外城，明清易代中的功能拓展
清初实行“旗民分治”政策，规定内城由旗人居住，汉人大部分迁往外城。在此大背景之下，清道光年间，福清会馆随福州会馆迁至外城的虎坊桥南下洼（今西城区虎坊路）。当年这里靠近水沟，加上地势较低，雨季容易积水，故有“南下洼”之名。福清会馆门牌号为“南下洼二号”，与“一号”福州会馆毗邻，共同构成老宣武地界上会馆群落的闽籍核心。
此次迁移并非简单复刻，而是功能的深度拓展，科举枢纽的角色愈发突显。每逢会试之年，会馆厢房挤满挑灯夜读的八闽举子。伙房专聘福建厨子，海蛎煎、鱼丸的香气漫出巷陌。《闽中杂记》载：“三月公车至，院中灯烛达旦，乡音喧沸如福清港边”。福清会馆的设立，为科考士子们解了“最后一公里”的燃眉之急。
福清会馆曾留下许多福建名人的足迹。林则徐在京时曾住在会馆附近，并七次与朋友在此相聚，商讨国是，吟诗作赋。其嘉庆十八年（1813）日记写道：“福清馆小聚，得尝海蛎煎，味似故园”。林则徐更牵头筹办新会馆，设立“助学银”，资助贫困学子购置《大清会典》等考具。
乡谊的纽带功能亦同步强化。福清会馆定期举办祭祀、宴饮，清明祭扫义园时，“麦饭亭”前的哭奠声与乡音交织。
至光绪年间，义园已安葬73位客死京城的同乡。会馆账册记载“光绪二十三年，为黄姓轿夫购棺厝葬，费银六两，二十七日同乡均摊”等内容，点滴细节，尽显“恤死扶生”的乡谊传统。
转型：民国护馆风波，传统会馆的市井蜕变
科举废除后，福清会馆褪去“试馆”底色，渐成普通同乡的聚居地。民国初年户籍显示，院内17户人家涵盖商人、工匠、闽剧艺人等：修笔匠陈鹤龄家族自乾隆年间在此居住，门房支床的张姓夫妇，则是逃难而来的福清农户。会馆不再专属于士人，却以更烟火气的方式延续着乡谊。
1935年的“护馆风波”，成为会馆历史的鲜活注脚。原来老会馆前有一空地，民国之后因无人管理而荒芜，被湖广会馆侵占。为此，郑忾辰先生还与湖广会馆打起了官司。但因无凭无据，官司两年都未能审清。恰好福清会馆西围墙坍塌修缮，工人挖出一块明代石碑，碑文清晰记载叶向高捐宅时“西至水沟，东至福州馆墙”，证实湖广会馆侵占其半亩土地。
当年会馆打官司的消息传开，旅京福清人全体动员：卖鱼丸的王阿婆捐出三日收入，拉洋车的李姓同乡串联百余车夫声援，律师林觉民持碑打官司三月，终于索回地界。
事后，石碑被嵌于会馆大门西侧，林觉民题“祖业永守”四字，成为会馆精神的物化象征。
消逝：1955年拆除，记忆的永恒存续
1955年，为建设北京工人俱乐部，福清会馆、福州会馆均被整体拆除，连那块作为福清会馆精神象征的“祖业永守”石碑，也下落不明。
拆除前，82岁的陈鹤龄紧抱门框不肯离去，怀中揣着1912年同乡会颁发的“居住证”——那张盖着北洋政府红印的纸片，记录着“准陈鹤龄住西厢房，月缴铜元五枚”的岁月。最终，老人三步一回头地离开。有人捡走带“福”字的墙砖，有人包起混着茉莉花香的院土——那是从福清移栽的花籽，已在此绽放百年。
1956年元旦，北京工人俱乐部建成开业，后经综合修缮，成为当时全北京规模较大、文化娱乐设施较为完备的多功能剧场。福州、福清两家实体会馆虽逝，记忆却从未消散：1965年地名整顿，原南下洼改称“福州馆街”，路牌成为地理坐标。而位于附近的福州馆街小学，则时时让人们追寻逝去的记忆。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福州府又在骡马市大街新建一处福州会馆，代行省馆职能。新、旧福州会馆隔街相望。近年福州会馆展览中，有心人专设了一个展区，复刻当年福清会馆护馆照片及纪念石碑，以唤醒往事。2018年，北京福清同乡联谊会在此举办“寻根会”，85岁的林瑞珠向墙角洒下福清茉莉花茶，“给老会馆添点家乡味”。
从叶向高的私宅到消逝的院落，福清会馆的400年历程，是一部缩微的京城同乡史。它的砖石早已化为尘埃，但“同乡互助”的基因、“他乡即故乡”的情怀，仍在虎坊路的风里，在福清人的血脉中，代代相传。
记忆：会馆成为文化符号，砖石可毁，乡谊不灭
福清会馆的兴衰，折射出明清至近代北京会馆文化的完整轨迹：从叶向高捐宅体现的士人担当，到清代科举制度下的实用功能，再到民国时期的市井烟火，最终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消逝。其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在于它作为闽籍人士“精神原乡”的象征意义。正如骡马市大街福州新馆展览中对其的定位：“砖石可毁，乡谊不灭”。
如今，虎坊路的“福州馆街”路牌、北京工人俱乐部墙角关于会馆文化的介绍牌，以及同乡会代代相传的故事，共同构成了福清会馆这座消失会馆的活态记忆。
城市总在拆拆建建中长大。福清会馆的砖，或许混进了北京工人俱乐部的地基；它的故事，却顺着福州馆街的路牌，住进了一代又一代福清人的乡愁里。叶向高当年捐宅时，大概没想过400年后，这座院子会以这样的方式“活着”——不是靠青砖灰瓦，是靠“我是福清人”的认同感，靠“老乡帮老乡”的老理。
建筑会消失，而人情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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