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东渡前的中国社会
隐元出生的年代，属明朝末期动荡不安的年代。从万历二十年出生，到顺治十一年东渡，他在国内生活了63年，经历了大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和清顺治五个朝代。隐元生活着的那个时期，正属于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个封建王朝政权交替的非常时期，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汉族与满清之间的武力冲突，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等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矛盾，不可调解地集中爆发，使得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极其动荡不安。
明末社会
明朝末期的封建统治者昏庸腐朽，荒淫无度，造成整个社会内乱外患、兵戈不息、军费浩繁、宦官专权、党争不息、加税重征，晚明政治一片黑暗。大限来临，旱灾频仍，饥荒遍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关外清军虎视眈眈，步步进逼，天灾人祸，狼烟四起，使得崇祯皇帝发出了“大势已倾，积习难挽”无可奈何的哀叹，一个强大的明朝“遂至溃烂而莫可救”了。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极其腐败，其表现在，朱明王朝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黑暗的宫廷制度，仅紫禁城内的宦官超过了万人，宫女也超过了万人。更有甚者，明朝末期宦官人数超过10万之众，而当时的北京人口还不足百万人。
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挥霍无度的财政开支，不仅加重了人民的沉重负担，也压得封建王朝喘不过气来。崇祯皇帝即位，在清除魏忠贤的阉党后，又重用了另一大批宦官，致使宦官权力无限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官僚阶层道德颓败，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明朝的言官，都是八股文出身的，即没有任何的地方行政和管理经验，又不事稼穑，更不知军国大事，对如何治理国家全然不懂，且妄议朝政，妄加揣测，导致朝廷终日斗嘴，相互攻杵。明朝官僚集团的怠政和堕落，其道德沦丧为历代所不齿。据史书记载，1644年元旦，崇祯皇帝早上8点就早朝了，但直到九点多、十点，才陆续有官员上朝，且上朝官员不及一半，文武大臣全部迟到，这在其他朝代，要全部斩首的。明朝官吏无组织、无纪律、无廉耻、无法纪，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地步。
明朝承袭宋朝传统，没有职业化的军官团和职业军人，军队由种地的军户组成，纯粹属于团练武装性质，没有任何作战经验。文官和太监凌驾于武将之上，导致了最严重的瞎指挥。直到明朝灭亡，数以百万计的明朝军队就是在一帮文官和太监的瞎指挥下，每战必败，丧师失地，成为一群乌合之众，一溃千里，作鸟兽散。敌军围城，城里的军官与士兵照样喝酒听曲，奸掠民女，明朝军纪之败坏，绝无仅有。当李自成率大顺兵马兵临北京城下时，15万人马的三大营部队，未做任何抵抗就献城投降。
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对战争胜负的评判标准，是绝对不能以一城一池之得失为标准的，况且，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历史常规、兵法兵家之常规。但是，大明皇帝竟然失一城而斩一将，滥杀武官和战功赫赫的将领，使得明军几乎处于无将出征、守城的境地。于谦、袁崇焕、熊廷弼、孙传庭、郑崇俭、曹变蛟、左光先、贺人龙等一代名将都被冤杀，抗倭英雄戚继光被废黜，孙承宗、卢象升被冤死，都是因为“功到大时即是过”。明朝的冤案和惨案空前绝后。
明朝以八股取士，导致了科技和文化的严重倒退，官僚集团的无知、无能、无耻，明朝的知识阶层成为名副其实的误国空谈的“酒囊饭桶”。八股制度还导致了科技、文化、军事、水利等领域的全面倒退和衰败。朱明王朝在270年间，忽视水利建设，对农业竭泽而渔，滥垦滥伐，导致西北、华北和中原地区严重的植被破坏和沙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灾难。在灾害横行面前，朝廷没有赈灾和救灾的体系，毫无举措，完全陷入自生自灭的无政府状态。
据史学家统计，在万历在位的48年间（1573-1620），有灾荒记载的就达25年。崇祯年间几乎连年灾荒，崇祯一朝（1628-1644）的17年间，连年发生旱、蝗、涝、风、雹、震、雪等自然灾害，大灾使得崇祯时期持荒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许多省份“无岁不苦荒”。特大旱灾还使得海河流域，持续干旱达7年之久，即崇祯十年到十六年，大清河流域平原水淀干涸。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请免河南粮疏》中，真实描述了当时的悲惨境况：“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明朝后期，连续不断的灾难和饥荒，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从1585年到1645年的60年间，人口减少至少在40%，明朝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积习已久的神宗、僖宗的荒淫无耻，万历、天启的昏庸腐朽，崇祯时的连年大灾，使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社会经济陷入绝境，明朝政权濒于瓦解。当时的明王朝外有后金大举入侵，内有农民起义的烽火燎原，而朝中门户之争仍然不绝，政局危如累卵。大明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在官宦手中，90%的人家失去土地，民不聊生无以延命，只得起身反抗，由此引发高迎祥、李自成等几十支起义军起义，农民战争迅速发展，又加速了大明王朝的灭亡。
清初社会
历史上，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极其凶悍残忍而著称于史。他们一遇抵抗，破城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者，一律屠杀或掠取为奴婢。从顺治二年四月，清廷遣兵南下开始，以极端的暴力大肆屠戮手无寸铁的汉人，以极其血腥的武力征服整个中国，直到1682年结束。在其征战的37年间，屠杀了数以千万的无辜汉人，方才初步平定中国，制造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屠城悲剧。短短三十余年间，使得中国人口从明天启三年（1623年）的51650459人，减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19087572人，净减了三分之二！整个中国成为“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极端萧条破败之国（参见《中国经济网》朱景晖《清兵屠杀汉人秘闻》一文），满清统治者的暴虐残忍令人发指。
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1645年4月，清军进攻南明，兵围扬州。清军纵兵屠戮，“十日不封刀”，仅扬州十日就屠杀了八十余万汉人！同年闰六月十三日，清军三屠嘉定，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的。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血洗江南、岭南。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四川，都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比如清军屠昆山过程中，“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 凡是有思想、有气节、有骨气的人几被杀尽。
继明朝之后，满清政权带来更为严酷的统治，其政治体制比起明朝不仅没有革新和进步，反而向着更反动的极端专制发展。其经济体制比明朝更封闭保守，以至全面闭关锁国，“片板不能下海”。满清社会、学术文化的自由度，比起明朝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全面大倒退，远远超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字大狱，疯狂残杀不知其数的自由思想者。
隐元立场
纵观历史，明清两朝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王朝。清朝统治的闭关锁国，妄自尊大、愚民政策、割地求和、卖国求荣；明朝的君昏臣贪，暴君迭出，而臣下寡廉鲜耻，其贪暴无状，在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隐元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的王朝末代，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不可能对统治者及官僚的腐败，对席卷全国的农民军起义，对动荡不安的政局，对“野无青草，十室九空”的惨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作为一名僧人，他只能持斋念经，独善其身。出家人的“一心向佛”，使得他苦苦追求禅法得道的最高佛法境界，而无心对腐败的政治予以抨击、鞭挞或抗争，他保持了沉默。这从他在1644年以前的语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作为一代厚古薄今、广闻博学的高僧，随着清兵的入关，故国山河大片大片沦落在清军的铁蹄下，隐元明白，明朝的灭亡和改朝换代，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了。只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行动，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暴烈，如此的不得人心。
清军的滥杀无辜，生灵涂炭，尤其是对自由思想者、学者的杀戮，使得他感到无比的震惊悲愤。隐元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一方面，作为一名爱国僧人，他在汉民族生死攸关的关头，以偈诗、哀挽、超度的方式，对残暴统治予以无情的鞭挞，表达自己的哀思与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呐喊；一方面，作为僧人，他又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千万的同胞，惨死在鞑虏的屠刀之下。当他亲眼目睹清兵在海口、城头两镇的屠城，当他看到一个又一个无辜百姓倒在血泊里，当他得知为数众多的故友、名人、思想家、艺术家被无辜屠杀，血风腥雨中的刀光剑影，唤醒了隐元与世无争的思想，出家人不灭的慈悲为怀之恻隐之心，使得他在生死攸关的关头，冒死为死难的生灵超度。
但是，隐元毕竟是僧人，他收留明朝遗孤、遗老，完全是出于“普渡众生、慈悲为怀”的人道主义，与政治无关。从清兵平定福清后，应该说，当时隐元的一切行为，都是以保护寺僧免遭灭顶之灾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事实上，他依然不问政局，他没有参与任何“反清复明”的活动，是毋庸置疑的。
[*]来源：福清侨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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