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东渡：两则史料值得关注
怎么说，我市上迳镇东林村人、黄檗寺住持隐元隆琦，都要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说到他东渡日本的初衷，有的史料尤为值得关注。1620年隐元到福清黄檗寺出家。1637年隐元任黄檗寺住持。1654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他应日本国长崎兴福寺第三代住持逸然性融的再三邀请，在抗清将领郑成功的支持下带领三十多位徒弟，乘郑成功提供的船只从厦门出发东渡日本。七月初五晚抵达日本长崎，受到日本宗教界人士的热烈欢迎。1659年他在日本京都宇治择地建寺弘法。1661年寺庙建成，其建筑、寺规、禅风都依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旧制，并仍以“黄檗山万福寺”名之。是年隐元成为宇治万福寺第一代住持。1664年隐元退居寺内的松隐堂，由他的弟子木庵性韬继任寺里的住持。1673年隐元圆寂，享年82岁。他滞留日本19年，始终没有回到祖国。
到清康熙四十七年（1780年），日本黄檗寺发展到1010座。清同治六年（1867年），日本黄檗宗衍为八派，嗣法者达4648人，成为日本佛教三大宗派之一。目前日本佛教界崇奉黄檗宗的信徒达两千多万人。
隐元东渡日本，客观上是弘法，而对他当初冒着葬身鱼腹的危险东渡日本的初衷，史学界却有多种说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子债父还说”。清顺治八年隐元弟子也懒性圭应长崎崇福寺之请东渡日本，途中遇难。为此，隐元似乎觉得欠崇福寺一笔债。崇福寺既然再三邀请他东渡弘法，他必须去还这笔债。这说法见于他赴日后给费隐的复信。可是这种说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因为信中用了“似乎”两个字，“似乎父债子还”。
二是“避乱归化”说。清初统治者对抗清人士残酷镇压，而隐元持抗清立场，这有他赠郑成功和追悼福清籍抗清志士、兵败后被杀害的民族英雄林化熙和抗清失败被俘殉国的南明兵部尚书黄道周的诗为证。隐元迫于压力东渡日本的说法由此而来。
三是“政治使命”说。此说认为郑成功为了增强抗清力量，让隐元到日本国借兵。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旅居日本，娶一个日本女人为妻，这个日本女人就是郑成功的生母。郑家与日本方面的关系自不一般。这为“避乱归化”说增加了一些可信度。
这三种说法都有些依据，但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最近笔者读到隐元的诗《又示还山》和他复旅居日本长崎的华侨魏之琰（即魏尔潜）的信，这两则史料可以成为“避乱归化”说的佐证。《又示还山》诗云：“杖藜过海外，犹恋旧柴桑。寒气坚贫骨，净光洗热肠。归帆天色晚，返棹岁华忙。借问东来意，江山一片霜。”隐元在诗中明确说明他的“东来意”即东渡的原因是“江山一片霜”。也就是说祖国到处冰天雪地，已经没有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只好东渡日本。
在《复魏尔潜信士》这封信中，他说:“闻足下在崎养德，以遂身心，是最清福。然此时唐土正君子道消之际，贤达豪迈之士尽付沟壑，唯吾辈乘桴海外得全残喘，是为至幸。”魏尔潜是我国早期的华侨，福清人，是一位商人，长期侨居日本长崎，信佛教。因为东渡日本，得以摆脱清统治者的魔掌，避免了“付沟壑”。隐元为魏之琰庆幸，也为自己庆幸。隐元在这里流露出不希望在清政府的魔爪下苟且偷生的思想意识。
当然，隐元东渡，可能是多种原因促成，“避乱归化”应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两则史料，值得明清史学家关注。
[*]来源：福清侨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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